分析一下李鸿章当日处境
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 2019-06-14 14:42    次浏览   >

李鸿章的态度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。6月23日,李鸿章收到清廷发布对外国的宣战上谕的消息(由袁世凯、盛宣怀电告,正式收到军机处寄来的宣战上谕在7月1日),在此以前,李鸿章已收到清廷命其北上的谕旨(7月8日调李任直隶总督),但他没有遵旨立即北上。此时,他对危机的严重程度有了清楚的了解,他预见到外国军队必然会兵临北京城下,甚至估计瓜分之势必成、举国若狂,无可救药。他当然知道宣战上谕出自慈禧,但仍断然宣称:廿五矫诏(按:指清廷6月21日的宣战上谕),粤断不奉,所谓乱命也;并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所谓东南互保,在各省督抚抵制清廷停还洋款、解饷、勤王命令的过程中,李鸿章起了特别大的作用。

内田的回忆录几十年后才出版,细节不一定准确,但他是与刘学询会谈的当事人之一,其回忆应有价值。而宫崎关于不能明言的说法,使人更觉内田的记述可信。按照内田之说,李鸿章对孙中山是实施怀柔手段,而孙中山则是想将计就计从李鸿章那里骗取一笔军费。

据港英的档案,港督卜力7月2日回到香港。此后,卜力的文电提到要促成李鸿章与兴中会的合作,并提到李鸿章同意武装革命派。这段时间孙中山在南洋,按照宫崎寅藏在《三十三年之梦》的记述,孙中山7月17日晚第二次来到香港海面,翌晨,孙中山把宫崎叫醒,告诉后者一个朋友同港督会晤后想使李鸿章据两广宣布独立、用我来施行新政。从宫崎描述的情景看,孙中山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计划。以孙中山名义的上香港总督书,应该是兴中会其他人如陈少白、杨衢云代孙中山签的名,事后才告诉孙中山。

孙中山谋求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的计划,是1900年7月以后才发生的事。

孙中山抵达香港海面的第二天,即7月18日,李鸿章刚好北上路过香港,港督卜力打算劝李鸿章留在广东,还打算安排孙中山与他见面,但没有成功。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,孙中山返回日本后对人说: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与总督会见之际,总督说以刻下清国时局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之好机会,以孙逸仙为顾问,怂恿李为主权者。李答复说:要观察形势再决定。孙中山又对某位日本记者谈到,自己曾上书卜力,并得到卜力的回信,卜力主张在两广建立一个政府,以李鸿章为大统领,孙为李的顾问,由英国保护。孙中山还对这名记者说,李鸿章虽然北上而去,但表示如果清帝驾崩,仍赞成两广合并实行宪政。这两则资料都说明,港英当局曾极力促成孙、李合作,李鸿章虽未接受,但也没有明确拒绝。

分析一下李鸿章当日处境,可以认为内田的说法大体可信。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外国宣战以前,李鸿章面对的形势,不是要迫使他脱离清朝独立,而是要维护清皇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。清末两广有盗甲天下之称,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,两广的会匪、盗贼出现了新动向:他们同康有为的保皇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都有了联系。兴中会从创立之初就注意联络会党、绿林;康梁一派,在保皇会成立后也曾不遗余力地联络豪杰、筹饷购械,以求武力勤王。无论兴中会还是保皇会,都把广东作为军事计划的重点,1900年3月,梁启超曾写信给康有为就如何攻取广州提出上、中、下三策,而孙中山也一直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。两派在当时尚未尖锐对立,曾有合作的接触与商洽。李鸿章不断接获康有为勾串内匪作乱的情报,在清朝统治者看来,如果会党绿林、兴中会、保皇会三者联合,必然会造成燎原之势。李鸿章要在危机四伏之中维持广东的秩序难度很大。现在看到他在1900年6月以前的函电,很多是关于防范康党、布置剿匪的内容。他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,本来就是剿、抚兼用的老手,为了稳定局势,就想到实行招抚的办法。在孙、康两派中,如何实行剿、抚?康派当时实力强于孙派,但慈禧对康、梁仇怨极深,要招抚康派,李鸿章做不了主;且康、梁既然已经把宝押在光绪身上,也不会轻易就范。孙派当日宣传不多,兴中会声势远不如保皇会,李鸿章无从知道孙中山坚定的反清立场,很大程度上把他视为普通的造反者或盗匪,所以,就希望招抚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,早在1899年,就通过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拉拢孙中山。《李鸿章全集》中留下了李、刘商讨此事的若干函电。

当时,孙中山的革命目标已经很明确,1900年6月8日离开日本时他就对人说:此行打算在华南建立一个共和制度的政权。几年间,孙中山都在筹备一次新的起义,但经费缺乏成为军事计划的瓶颈,向华侨和日本人士筹款的成效甚微,所筹得的几千元又被孙中山周围的日本浪人花光,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从李鸿章处获得一笔钱,经费问题便迎刃而解,还可以麻痹李鸿章。因此,内田良平的忆述是可信的。孙中山革命的一生都在窘乏中度过,他从未为自己和家族谋取过金钱利益,但经常为革命经费苦恼、奔走,很多被视为出格的事,例如向外国政客、商人允诺出让某些权益,在自己的政权内容忍过苛的税收乃至烟赌,等等,其直接原因都是财政的困难。在兴中会时期,他更是两手空空,本来,实施计策从李鸿章手里谋取一笔军费,也算不得什么不能讲出来的事。不过,在宫崎寅藏出版《三十三年之梦》时,孙中山的地位和声望已与两年前不同,为十万两银行使近于骗术的计策,也许会有损形象,所以宫崎就不能明言了;到了几十年后冯自由写《革命逸史》时,孙中山已逝世,其地位十分尊崇,当年向李鸿章谋取军费的真相更不能见诸笔墨,冯自由为尊者讳,就有意把1900年6月的诈降计与同年7、8月间兴中会在港督支持下谋求与李鸿章合作两件事混为一谈,写出一个文从理顺的故事。如果不仔细比对史料,就很容易被冯自由蒙了。